無論他有什麼理由，普里列平顯然是中了當時俄羅斯遍地彌漫的狂熱魔咒，這種狂熱被我大多數的莫斯科朋友、同事、聯絡人所分享。在戰爭爆發的數天裡，病態的狂妄覆蓋了首都之城，就像每個夏天都彌漫在那裡的泥炭沼火災之煙幕那樣，來勢迅猛且令人窒息。也像煙塵一般，這種精神狂熱病揮之不去的惡臭，同樣遮天蔽日，使人無法逃避。

然而在俄羅斯開始入侵烏克蘭之後──或者更確切來說，在俄羅斯國家杜馬（State Duma）於二○二二年三月初頒布了法令，對「傳播有關俄羅斯軍事行動虛假資訊」的人員，可處以最高達十五年監禁的懲罰之後，局勢發生了急遽變化。

令我震驚的是，當我在開戰初期開始預報本書的寫作計畫時，我已經認識多年、甚至幾十年的朋友和聯絡人告訴我，他們不能冒險在公共場合會面，或在講話時被錄音；甚至挺克里姆林宮的現任或退休官員，以及重量級愛國媒體和政治人物，都謹小慎微到了荒謬可笑的地步。

本書引用的許多資訊來源，必須保持匿名──在某些案例中，是為了保護他們的身分，其他則因為引述的評論來自無紀錄在案的社交場合，或者屬於機密交流。

在這之後，我的許多爆料者都堅持在我們談話時，離各自的智慧型手機至少數公尺之遠，或者將它們留在會面場所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