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胡蘭成便不免會觸及到「文人與漢奸」這個話題。遠的不必細說，明末清初那些貳臣，如錢謙益、吳梅村諸人，當年曾為清流所詬病，而今時過境遷，他們的文學成就已為史家所推崇。即便是曾任偽滿洲國國務總理大臣的鄭孝胥，其漢奸成分顯然要比胡蘭成高得多，但也不能說他的《海藏樓詩集》在文學史上毫無地位。所謂「文如其人」難道是誤會一場嗎？關於這個問題，胡蘭成恰在書中《瓜子殼之四pp.125》提出了他的看法：「書法只能表現一個人的才氣與工力，但是很難表現一個人的人格。」從董其昌、楊素的作品與其人之不相稱，他認為「這是中國的書、畫與詩，技術的成分大於藝術的成分的緣故。」我想，這觀點應用在胡蘭成的文字也妥為熨貼。比如《新秋試筆》的開頭一段：

“又是秋涼天氣了，視窗綠的樹突然安靜了下來。一陣細雨過後，夏天像一列火車轟轟地往前開，無窮無盡的，卻一下子停歇了，人們的臉上有異樣的寂寞。我打開箱子，看看折放得好好的衣服。發出樟腦丸的氣味，有一種感情上的溫暖。夜裡發現紗窗外面停著一隻壁虎，我特意開亮了電燈照著它，但到底不是夏天了。”

這種顧左右而言他，這種明媚、張致、女性，這種自說自話的胡式風格，有一種不管不問的氣勢，讀者被他帶著走，沉迷於敘述本身，而忽略了他詞語表達的內容。這種感覺是細緻的，心緒是淡漠的，有點女性的感觸，頗能魅惑住一些自認得魚忘筌或頗具才氣的文人。但是單就創作而言，胡蘭成雖有感知天分，卻缺少體系框架，其所思所想駁雜細碎，僅停留在最表層的感動上。因此「胡蘭成文字的甜膩之氣有時像春天漫山遍野的桃花，豔是豔，看多了卻晃得人快要色盲。」，同樣也是「技術的成分大於藝術的成分」。不過，如果撇開漢奸的角度，改從他與女人間的夾纏不清來看，他的文字倒是挺符合所謂的「文如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