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近年基本上已取得一定共識：明清時期，中華帝國的多面性，既靜且動，同時一直與不同「他者」 (群體、部落、邦國)共存、互動，正如葛兆光認為：「……中國在很早就形成了以漢族文明為主流，漢族生活區域為中心，通過朝貢、羈縻、冊封、征服等形式維繫周邊異族和區域，構成『中心清晰、周邊移動』的大帝國。」（《何為「中國」》）同時，所謂歷史上中華文化滲透(「華化」)（Sinicization）「他者」(群體、部落、邦國)也被認定可以是伴隨着經濟與軍事(暴力征服)，並非絕對和平地進行。

究竟甚麼是非和平的華化呢？若將雲南與西藏並置，兩者會呈現出強烈的對比，這兩位鄰居都曾經擁有輝煌的文化與宏偉的帝國，但現今它們所象徵的，一邊是中國的成功、穩定與統一(統合, incorporation)，另一邊則是中國的弱點、動盪與紛亂。這種情勢激發出以下數個問題：雲南是如何在長時期之間發生轉變的？把雲南視為殖民(中華殖民主義（Chinese colonialism）)對象的觀點，是否能幫助我們理解中國的帝國建構呢？此書便嘗試為這些問題提及答案。

就歷史發而言，漢朝就是藉著邊郡制度來「羈縻」西南夷。隋朝一統中國後立即開始處置雲南。唐朝在雲南設置了許多羈縻州、縣，並以土酋為其君長；同一時期，西藏的吐蕃帝國迅速將勢力拓展至雲南西北部。當時，許多地方土酋其實是同時臣服於李唐和吐蕃，利用這兩個強大的競爭對手，而南詔為其中最成功者。立足於大理平原的南詔獲得李唐及吐蕃的支持，並且首度統一雲南多數地區。曾三度出兵劫掠唐帝國西南的文化與經濟中心成都，也曾兩度攻陷並掌控位於現今越南北部的安南 (唐政權在此地設有都護府)。及後，五代後晉初年（937年），大理國由段思平建國，都城羊苴咩城（今雲南省大理市），國號大理。宋朝對大理國採取孤立政策，期望交流越少越好。由是觀之，歷史上的「雲南」曾有過南詔、大理兩大國，不但為中亞的重要樞紐，也有自己的流通貝幣，但這一切在元朝後逐步發生質變。

元明清三代的中央王朝，其權力在雲南的邊疆持續深入，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土司制度的設立、變革（改土歸流）以及消失；另一個是相應地任命流官的府州縣越來越多，從北向南逐漸推進。同時，自元代（1279年至1368年）以來，歷代王朝政府遷徙了上百萬漢人至雲南，轉化了當地社會的人口結構。中央行政管轄、移民、賦稅、教育(科舉)、經濟與宗教的基礎建設將中國的風俗制度引入雲南，造成該地區的「華化」。與此同時，雲南當地族群對於漢人移民也有諸多影響，造成了移民的「土著化」。

這種具軍事性質的「華化」，其實是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而成，期間中華帝國的中央王朝對一地的控制有緩有急，這可與歐洲攻下海外殖民地的發展有天淵之別。相信更值得問的是為何非和式「華化」發生在西南夷，而非東北或其他地區？為何自元以來，經歷三朝，對之越來越着緊？承繼元的明、清兩朝又為何會持續去改造/教化這地區，甚至不惜犧牲，大動干戈，如明太祖派兵30萬去平亂？究竟是對領土理解的改變，抑或有更深層次的動力呢？這一切問題有待進一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