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讀《知識分子論》已經是好多年前的事了。薩依德(Edward Wadie Said,1935-2003)的《東方主義》甫翻成中文不久，就成為當時所有人文社科學習者必備的案頭書。該書關注的是歐美如何塑造了東方（主要是伊斯蘭）， 他們筆下的伊斯蘭都帶著刻板的印象，完全忽略文化內部的異質性。作家的筆影響了西方讀者的眼，進而加遽了對東方的整體印象。再現的過程、權勢與抵抗等議題一直是薩依德的主要關注。知識分子與世俗權勢的關係則是他另一個為大眾熟知的議題，他出身於巴勒斯坦，但受的卻是美國教育。原本研究文學的他，漸漸將眼光轉向他自身的「邊緣人」與「流浪者」的角色，標舉了世俗知識分子（他一向認為，知識分子只能是世俗的）應有的表現，並終身以一個拒絕服務政治的知識分子自詡直到去世，因而給世人一個巨大的知識分子形象。

《知識分子論》是薩依德受英國廣播公司（BBC）之邀，所接受的李斯系列演講（共六講，一次半小時）的講稿集。他在這裡所訴諸的對象是一般大眾，而不是學院裡的專家，因此可以看成是他對知識分子應服務對象之角色的又一證明。1997年本書翻為中文，2003年薩依德便因血癌去世，印象所及，這對當時尚在求學階段的我心理造成不小的震撼。撫今追昔，臺灣歷經了三度的政黨輪替，我們的社會越加喧囂，但知識分子的氣節卻似乎日漸稀薄。可喜的是，一波波的公民運動深化了我們的民主，挑動了原本慣於安逸的臺灣人。動盪帶來的不舒服之感正提醒我們，和諧往往是用不公換來的，人們應該時時警醒，留意周遭那些無法表達的沈默。

本書共分六章，第一章談【知識分子的代表】。薩依德討論了葛蘭西與班達的看法，並主張知識分子是「社會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個人，不能指化約為面孔模糊的專業人士。」這個隱匿在專業背後，忽略個人公共角色的專業者不是薩依德的期待，他說，「在扮演這個角色時，必須意識到其處境就是公開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對抗（而非產生）正統與教條，不能輕易被政府或集團收編，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慣常被遺忘或棄置不顧的人們和議題，」易言之，知識分子必須說話，而且是代表那些無權勢的人說話，不能只滿足於建構理論，卻故意忽略那些發生在周遭的真實問題。因此他推崇沙特與羅素，讀他們的作品時我們不會將之誤認，原因就在「他們為自己的信念而發言」，而不像那些小心翼翼的官僚。他特別提出屠格涅夫的《父與子》、福樓拜《情感教育》、與喬依斯的《一位年輕藝術家的畫像》來談知識分子的尷尬角色。他批評李歐塔和他的追隨者們這些後現代主義者所表現出的怠惰跟冷漠，他們背離普遍價值，對不公義睜眼放過。「知識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動本身」。不採取行動的知識分子就是疏遠了他們自己。

第二章【為國族與傳統設限】談的是媒體與學術機構為了方便，大量地使用「我們」和「他們」，區分敵我，忽略「我們」與「他們」一詞中其實藏有許多異質性和不同意見。用忠誠和愛國主義這樣的口號來訴諸團結，對抗想像中的他們。薩依德認為，知識分子「絕不把團結置於批評之上」，他的職責就是「顯示群體不是自然或天賦的實體，而是被建構出、製造出、甚在至某些情況中是被貼造出的客體。」一如「臺灣人」或「中國人」這樣的國族想像，只要仔細思之就可以發現在血緣、族群及歷史上，這樣的名詞根本充滿了意義上的混淆，但卻受到政客以愛國心來操弄，激起對立與征服。薩依德要求必須對國族設限，因為國族一向處於權威，他們要求的是服從而不是探究。宗教和文化都是混合體，不是均質的、一統的東西。即使在國家的緊要關頭，知識分子也要將批評置於生存之上。對自己國族施加他人的迫害不可輕輕帶過，知識分子對此有著揭露的責任。

第三章是【知識分子的流亡】。知識分子不能成為圈內人，而是要與權勢、組織保持距離。這種不合的異鄉感才能讓知識分子提出異議，並用不同的角度觀看事情。這的確是個難以忍受的狀態，因為知識分子必須能夠自覺地對抗自己的歸屬感。他舉了綏夫特和阿多諾為例，薩依特並不喜歡系統，或許肇因於他的生活經驗，他對那些片段式的、突兀不連貫的風格更加著迷。但這樣的心情並非總是烏雲蔽日，他認為知識分子可以從中找到「驚奇感」，他說，「知識分子有如遭遇海難的人，學著如何與土地生活，而不是靠土地生活…像馬可波羅那樣一直懷有驚奇感，一直是個旅行者、過客，而不是寄生者、征服者或掠奪者。」流亡的第二個有利點是可讓人們將情境視為一連串歷史選擇的結果，而不是必然或不可逆的。他特別標舉義大利哲學家維科，因為他舉出社會是歷史的產物，不是神意和命定。這就為改變與責任埋下伏筆。流亡也意味著成為邊緣人，因此也就沒有固定的路線需要遵守。他往往「代表著改變、前進，而不是故步自封。」若能將此命運視為一種自由，知識分子就可以得到獨一無二的樂趣。

第四章談【專業人與業餘者】。知識分子是一個階級還是個人的特質？在法國，知識分子的聚集地從大學轉到出版社，再由出版社轉為個別的作家，最後集中在大眾媒體。薩依德認為，所謂知識分子的團體只會讓作為獨立聲音的個人無法存在。知識分子不能只是個技術人員。這個觀念太重要了！技術人員只願意講行話，講謹慎思考過的話。技術人員仰賴正確，追求安全，迴避爭議。但薩依德卻期盼知識分子能「為人所聽聞，實際上該激起辯論，可能的話更要挑起爭議。」他認為現今的知識分子追求的是「學術的晉升，而不是促成社會的改變」。他們躲在小房間，領著安穩的收入，卻沒興趣跟世界打交道。這個現象你熟悉嗎？沒有錯，這就是現今多數被大學豢養著的知識分子。因此他疾呼，今日對知識分子的最大威脅就是「專業態度」。為了追求專業地位，符合專業形象，因而成為小心翼翼、沒有臉孔的官僚。專業化成為自私、狹隘和利益的代名詞。反之，業餘性的態度才能「不為利益或獎賞所動，只是為了喜愛和不可抹煞的興趣」。

第五章為【對權勢說真話】。對知識分子來說，「嚴格、深入的辯論是活動的核心」因此知識分子必須是世俗的，不能從屬於某個神聖的領域，例如宗教或天啟。神聖往往是先驗的，而且拒絕辯論。知識分子只能憑藉世俗的工具，向世俗爭取認同，「在意見與言論自由上毫不妥協，是世俗知識分子的主要堡壘：棄守此一堡壘或容忍其基礎被破壞，事實上就是背叛了知識分子的召喚。」薩依德很清楚，當代對於所謂普遍客觀的標準已經喪失了，「但不能就此完全放任於自我陷溺的主觀性」，用我的話來補充就是，觀點或有不同，但價值仍有高低。薩依德認為，最該指責的就是知識分子的逃避，「所謂逃避就是轉離明知是正確的、困難的、有原則的立場，而決定不予採取。」他列舉了「不願意顯得過於政治化；害怕看起來具有爭議性；需要老闆或權威人物的允許；想要保有平衡、客觀、溫和的美譽；希望能被請教、諮詢，成為有聲望的委員會的一員，以留在身負重任的主流之內；希望有朝一日能獲頒榮譽學位、大獎，甚至擔任駐外大使。」等項。知識分子不能獨善其身，自高處慷慨陳詞，而是要到最能被聽到的地方發表意見，影響正在發生的事。對權勢說真話不該是蛋頭式的理想主義，而是要謹慎地選擇，採用正確的方式來達成改變。

第六章是【總是失敗的諸神】。知識分子不能相信任何種類的政治神祇，但「宣稱只是為了一己、為了純粹的學問、抽象的科學而寫作的知識分子，不但不能相信，而且一定不可以相信。」因為發言就代表立場、代表特定的看法、觀念、與意識形態，我們期盼這些言論能在社會發揮作用。「知識分子代表解放和啟蒙，但從不是要去服侍抽象的觀念或冷酷、遙遠的神祇。」知識分子代表的是「窮人、下層社會、沒有聲音的人、沒有代表的人、無權無勢的人。」不是政治明星或特定觀念。道德的作用之地就在現實的生活裡，因此要去區別的是這些活動怎麼發生？是否符合倫理？是否彰顯正義？還是為了滿足誰的利益？薩依德用諸神來代表那些政治與宗教人物，諸神要的是門徒，非我門徒者就是敵人。而知識分子必須有足夠的空間來反駁權威，他們對權威永保懷疑，不被永恆的承諾收買。因此神祇在知識分子面前總是失敗的。

經典重讀給人震撼。我發覺年輕時讀的書會深深地烙印在一個人的靈魂深處。童話的啟示，小說的情義，甚至薩依德對知識分子的期許。他書中的話默默地成為我思想的重要憑藉，成為我課堂中的口語乃至為人處世的南鍼。但其源頭為何卻早已忘了。十餘年過去再重新溫習《知識分子論》，這才驚訝地發現自己竟有那麼多觀念源自薩依德，成為個人信念的一部分。好書影響人之深，竟至如此地步！他從來不是象牙塔裡的學者，他身體力行，強調知識分子在與現實搏鬥時應有韌性，並時時貼近無權勢、無話語權的群眾。諮商師難免強調價值中立，在當事人面對困境時，焦點往往放在自己的責任與力量。對政策的形成、輿論的影響、民眾福祉的爭取、與壓迫的反抗等議題，卻顯得蒼白無力。人是社會中的人。政策永遠是偏向利益團體的，能明白看見的人不多。更重要地，治療者有時太過耽溺於專家的角色，忽略公共事務必須透過行動來形成意見產生力量，而行動就代表立場。如今我們不能再仰賴，甚至不能再信任學院的知識分子了。他們自成一個階級，但卻常是沈默的的專家階級，離對權勢說真話的形象異常遙遠。因此與其說知識份子是一個階級，不如說他們是覺醒的個人。可能是我，可能是你。只要你心中常懷對真理的仰慕，對弱勢的悲憫，不屈不撓，對權威永保懷疑。

愛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