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看完這本書的讀者，一定也會有同樣的思考：台灣的知識分子到底怎麼了？如果說，在這個黑暗時代，要畫出一張在台灣所出現的，且足以稱為薩依德所定義的「知識分子」的群像，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所畫出的結果一定十分相近，少之又少，或者根本沒有。

　　拜前幾天台灣大選剛結束之賜，正好可以舉一些例子來說明，因為我想只要到了選舉，便是所有人──包含所謂的學院派知識分子──最涉入政治的時期。但讓人吃驚的是，我們可以看到由劉兆玄發起，各大專、院校的老師及校長等連署，公開刊登在各大報支持馬英九的廣告；無獨有偶，更有一篇名為「科學家的良心」，由李遠哲等中研院院士所發起，公開支持蔡英文的廣告。

　　按照薩依德的所說的，「知識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動本身，依賴的是一種意識，一種懷疑、投注，不斷獻身於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斷的意識；而這使得個人記錄在案而無所遁形」。也因此，知識分子讓人敬佩並非僅在於曾經說了什麼、表示了什麼，而更多是在於知識分子的行動恆常的代表了一種反對的姿態，而這姿態依照薩依德的具體化，又有以下的形象：放逐者、邊緣人、超越國族與意識形態、業餘者、為弱勢發聲、對權勢說真話者以及總是失敗的諸神（按照薩依德的原意，那些失敗的諸神指的是被神格化的政權與政治人物，但我想拿來比喻為知識分子，因為他們在對抗政權，比較多時候也都是失敗的）等。再如何也都可以看出，知識分子在於他的反對立場以及對抗的姿態，這也就因此反襯出這些表態與支持的發言，將會讓社會多麼的失望（基於對於知識分子的期待）。

　　然而，這一問題我以為應並非僅僅出在這些發言者的身上。在選舉期間，藍營的選舉策略即為「棄宋保馬」，而為此陳長文律師曾在聯合報民意論壇上撰文，大意是在說明：如果我們總統大選所採取的是「絕對多數制」，那麼我們便不用為「棄保」而煩惱。我想，以陳長文律師的見識與學識，他當然知道「絕對多數制」的利與弊，以及這牽涉到的不單單只是棄保的問題還包括修憲等制度面上的調整，然而他卻只簡單的將避免「棄保」做為支持「絕對多數制」的理由，如此簡單的論述過程，我想只是為了要將訴求快速的傳達給讀者。

　　但這篇簡化的投書，卻也多少地顯示出在台灣知識分子的困境，專業／業餘的拿捏：如果用過於專業的術語，將會使一般大眾不得其門而入；而如果過於業餘簡化，卻又使議題顯得無足輕重且淪為訴求本身而缺乏討論。

　　我想說的是，如果台灣缺乏所謂的知識分子，這絕對不只是知識分子出了問題，而是這個社會本身就有問題，也許，還沒具備造就一個知識分子的外在環境。在姚人多的〈總評陳文茜現象〉裡即寫到：「台灣的問題出在，我們的中產階級在知識上是極為貧血的，貧血到認為論述如果是以理性的形式呈現出來，那麼論述的內容便是理性的」。並點出三個原因：智識中產階級的缺乏、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政治二分族群、藍色的主流媒體，來總結「陳文茜現象」。

　　而這些原因，也許跟台灣缺乏知識分子大有關係：知識中產階級的缺乏，導致知識分子缺乏讀者與市場，沒有發言的對象；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政治型態，上至媒體、學院派知識分子（表態的那些人）下至市井小民們，以及媒體、學術與政黨所形成的完美結構，使得讓政治型態與立場對立更為穩固。也因此，不是知識分子的聲音沉默在這震耳聵聾的喧嘩之中，就是無法超越國族與意識形態進而向權勢說出真話。

　　「魔鬼一度住在天堂，沒見過魔鬼的人，遇到天使時也認不出來」。而我才不相信台灣真的沒有所謂的「知識分子」，如果不是還沉沒在人海而尚不為人知，就是我們現今社會還沒準備好造就出知識分子，但他遲早會出現的。而也許，正是這缺乏知識分子的時代，才會讓我們體會到知識分子的可貴與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