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是一種社會和文化形構（經常在尋找機制性的表達），它無法以抽象或抽離的方式定義，而只能以和其他階級之間的關係來定義；而且最終，這個定義還必須透過時間這個媒介──亦即，行動和反應，改變和衝突。……階級本身並不是一個事物（a thing），它是事物的形成（a happening）。（E.P.湯普森（2001）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台北：麥田，頁1203。） 對於探討英國工人群體認同形成經歷的E. P. 湯普生來說，階級並不是理所當然、本質性地存在的，1832年的英國工人階級是眾多歷史因素共同作用下造成的獨特結果。就我來看，歐陽泰在《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一書中所呈現的歷史敘事，則顯示國籍與國界同樣可能是一種歷史現象。台灣被納入中國的一部分並非理所當然的事實，而是許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結果。諷刺的是，這個看來極其「中國」的過程，實際上卻涵括了近乎全球的許多族群、地域，是不折不扣的世界史。透過對於荷治臺灣時期史事的探究，本書不僅處理了世界殖民史過程中的重要問題，也能夠擴展我們對於台彎歷史，以及更宏觀的，國籍，這種區分人群的指標的想像。 歐陽泰在書中的討論是以殖民史的角度為主，他觀察到實際上歐洲國家的東亞殖民地，往往在距離或技術等因素的限制下，其實是非常脆弱的，這些殖民地的成立，有相當程度得利於鄰近的強大政權並未著眼於透過海洋向外擴展。因此，荷蘭的台灣統治看似穩固，實則不斷因為中國的政經情勢而受影響，最後也是由於鄭成功政權的海上擴張而喪失殖民地。 但是，這並不代表中國對台灣的影響力是絕對的。荷蘭殖民體制建立前，即使已有中國人的台灣商業活動，並不能進一步地證成台灣是中國政治、文化一部分的宣稱：這些漢人即使在此活動，但實際上仍非長期穩定的，而台灣的中國性也就因此無從建立。因此，本研究對我來說更深刻的意涵，則在於它能夠為我們對國籍這一區分人群的指標進行嚴肅的反省。 閱讀本書之後，我想我們可以將國籍與國界看作是歷史因素交會下迸發的一種現象，台灣進入中國的政治、文化運作的過程裡，世界許多地區的人們都共同促成、參與了一部分。即使扣除未真正停留在台灣的美洲人或是因為鎖國政策而離開的日本人，這段殖民時期的歷史過程中，台灣島內仍然有原住民、荷蘭人與漢人等群體在互動著，而其角色與活動也備顯複雜，不能簡單地以壓迫（荷蘭人）或被壓迫（漢人？原住民？兩群人受的壓迫一樣嗎？可以比較誰的情況較輕，或是兩者是否互相壓迫？）的二分法來描述。這些關係中充斥了權力的鬥爭與競逐，台灣的國籍認同與想像即是在這一接近四十年的權力競爭中逐步形成；當鄭成功的軍隊驅離了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所有人員，除了統治權的轉移，也宣告了族群地位更易。 但這樣的描述仍然限於漢人與荷蘭人兩方面的交鋒，原住民作為權力鬥爭中的第三方在歐陽泰的書寫中儘管已被一再強調，實際政治角逐裡還是無法免於處在最弱勢的命運。相較於敗仗後有後路可退的荷蘭人，原住民沒有這樣的幸運，只能繼續留在島上面臨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控制權皆為漢人所主導，自身的權利和生活範圍不斷被壓縮的命運。當國籍看似均質地在鄭成功與聯合東印度公司的戰鬥結束後迅速地轉換，整座島嶼變成中國一部分的同時，也就忽略了這片土地上許多異質的認同的存在。 因此，當我們反思國籍認同作為一種歷史現象的同時，我們除了應當開始反思它繼續存在的可能性，也必須思考它的存在所具有的政治性，才能進而思考如何翻轉這樣的權力不平等，在國籍的辯論中，還給（如今甚至已無法再辨識自己的血脈、建立族群認同的）原住民以及其他新移民族群言說的空間，正視一六六二年以後四百多年來的歷史變遷，為國籍認同此一歷史現象的意涵帶來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