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書份量十足，從文革時期中國中共高層政治角力與心耗，分析到民間思想。前者為心理問題如何加劇文化大革命，後者為活在「浩劫」的人民如何在革命幻滅，或被革命出賣的愁雲慘霧裏，尋求思想上的出路或慰藉。

事實上，此書在高層政治心理分析方面，多依重一直存有爭議的李志緩《毛澤東私人醫生》，令其論點的說服力大打折扣。反而，最後兩章較為引人入勝，分別是關於地下讀書運動及公民異議人士。必須指出的是兩者不是完全相同，卻是互有關聯。

這兩章揭示出文革「理性的瘋狂」中的沉思。讀書人地下聚眾讀書，逆境保持頭腦清醒。例如「第四國際反革命集團」的組織者徐曉，她得到的第一批禁書：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司湯達的《紅與黑》、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在沙龍中開展了西方哲學和文學閱讀活動，也影響了芒克和北島。這就如Timothy Snyder 在 On Tyranny: Twenty lessons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 所指：「要友善對待我們的語言。避免宣告一些所有人都會去宣告的說話。要想到自己的表達方式，即使只想傳遞你預計人人都在說的事情。盡力斷絕互聯網。閱讀書籍。（簡單中譯）」（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pfbid02H6fiSk3DVpaMPQwtYW823iRo6EhGa2hvTgtQanKsVV4azAJEpU6eN9PJgXpRvw3Kl&id=100064202762606）

此外，這些舉動使自晚清以來，「知識」救國的內在理路似乎得以延續，雖是約隱約現，且隨時中斷。例如顧準（1915-1974）原是老黨員，財務專才，因在1952年反對三反中的運動式加稅，被撤去一切職務。後入經濟研究所，最早提出在社會主義不應完全消滅商品與貨幣關係。他成了多次政治運動的極端受害者。他沒有糾纏於自己為什麼會從革命者變成「革命」對象，為什麼會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具體緣由。而是閱讀了大量的西方經典文獻，從理論上對和「革命」有關的整個政治學和政治哲學理論做出重大貢獻。他對革命者有以下批判：「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義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樹立了一個終極目的，而且內心裡相信這個終極目的，那麼，他就不惜為了達到這個終極目的而犧牲民主，實行專政。」

他們的舉動正如作者的總結：「雖然文革是中國最黑暗的歷史時期之一，文革中仍不乏有出於「位卑未敢忘憂國」之心在鐵屋子裡奮起吶喊的先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