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德國人，而且唯有德國人，才會因為民族主義而失去一切始之所以為人的核心價值，以致喪失了存在的意義、喪失自我。」

　　我們確實經常困惑於某種巨大的集體的惡的生誕之來由以及孕育其成長的環境，然而惡的形式如廝繁複及詭弔，諸如電影《Funny Games》那樣沒有原因的、戲謔的惡也是存在的。閱讀本書，透過作者在戰間期至二次大戰前夕的生活紀錄，我們能夠穿透過奧斯維辛集中營那些聳立的轟轟吐出黑煙的煙囪，由一個德國中產階級青年的視野檢視納粹德國誕生的歷史情境以及社會環境。

　　過往藉由歷史教學得到的訊息是，德國於戰後付出巨額的善後賠款，德國貨幣嚴重通貨膨脹以及左右派勢力的對壘，但是在本書中可以窺見的是一種德國民族對於社會政治的態度以及集體心態。諸如在威瑪共和時期國民對於政治的不滿轉而成為麻木，對於公民社會的疏離使得左右派衝突激烈化，間接導致納粹掌權。在此之後是政治對於私領域的侵入以及干涉，佐以德國民族性的高度集體性使德國社會終於邁向高度的畸形化。

　　閱讀本書的過程中不斷想起不久前閱畢的《路西法效應》一書，《路》書提出情境壓力解釋環境對於個人行為以及心理導致的干涉力量，情境壓力不單指外在的強逼，同時也包含被壓迫方的默許，亦即是一種消極的心態變相鼓勵了納粹力量的興盛，同時在德意志民族主義的影響下使整個德國陷入一種附魔的瘋狂之中。默許亦是一種共犯的行為，對照現今的台灣社會，假若我們放棄公民參與的權利以及積極度，何嘗不是在扶持某些隱隱騷動的惡？

　　德國在戰後出現許多撿討甚至批判納粹以及第三帝國暴行的文字作品，諸如《暗房》一書便直截面對當時的惡。反思自然是需要相當的道德勇氣及自覺，但是我以為這並非必須長久由一個民族背負的責任，而這也不應成為這個民族永遠的原罪，我們必須在面對那些過往的罪惡以及錯誤以後加以釋懷，並且盡可能杜絕惡的再生，那才應該是傷痕文學或者其他相關文字作品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