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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學術工作是費時的事，從事這種工作的人須具絕大的耐性，須忍得住絕大的寂寞。以往的知識分子之所以在此方面少成就便是因為耐不住，文化工作尚未展開即已為政治力量牽引而去。康有為是一個例子，胡適之也是一個例子。戊戌政變前有人勸康氏從緩，先從辦學堂普及教育著手，他說：「此路如何來得及？」因此他要「速變」「全變」。胡適之曾有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說法，事實上他回國不久即已與政治結了不解緣，只不過在形式上保持了若干距離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