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你要如何既是審判席上的罪者,又是聽證席裡的證人?要用怎樣的眼睛「看見」你所置身其中的這個文明的暗黑和犯錯?你很難──雖然還好後來我們有了卡夫卡──作為你所從出的這個文明之外的人類學家,而又能交代賦予你,指派你這「在之外」的測量身分,那藉以支撐的「更高的嚮往與批判」的文明城邦在哪?)。似乎只能是摧毀、羞辱渺小的「我」的「像正常人那樣活著」,他可以下的賭注,就剩人間失格。但其實「廢材」又和太宰治這樣的「人間失格」,或劉以鬯那樣的「酒徒」不同。他也不是《地下室手記》那樣的「零餘者」(譬如台灣施明正的「食糞者」),這樣的「廢」,近乎是獻祭了(像你在〈必要的沉默〉提到塔克夫斯基《犧牲》的那個「除了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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