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0年代以來，女性主義運動對生育的醫療化，包括孕產的面向提出許多批評

當社會論述與行動開始從「具體危害」轉向「風險」時，將會同時帶來以下三種變化（Winner 1986; Lupton 1999）：第一，風險評估對「因果關係」的辨認，會開始從明確的來源轉向可能性。比起辨認具體的威脅來源，風險模型更仰賴的是以研究計算可能產生負面後果的機率，帶入不確定性的概念。第二，風險評估會跟「益處」相關聯。比起彰顯特定行動的負面後果，評估還會提出可能的好處，讓人們變得需要權衡利弊得失。第三，就行動而言，具體危害模型關心的是如何消除危險，但風險模型在意的是如何計算並保留個人選擇空間。

人則認為是在追求生殖正義

醫師會自我定位為造成意外傷害的原因

數字治理（number governance）從來都不是易事。資料數據、新興技術、道德責任、金錢，以及每一個被捲入的家庭感受到的悲歡離合全都被纏繞在一起，匯聚成一項看似只是決定了數字的行動（例如是否要減胎、要減掉一個、兩個，還是什麼都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