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在媒體這塊領域，仍是一％的人占上風。他們擁有資源，能夠購買且控制重要的媒體，甚至有人願意賠本經營媒體，因為這是維持他們經濟地位的投資。就像銀行業者的政治投資，如果把扭曲政治程序得到的利益計算在內，這種投資報酬可能遠高於一般投資。 造成不信任和理想破滅的另一個要素是，人們不只無法信任我們的政經體系公平，甚至不相信政經體系提供的資訊。

遺憾的是，觀念市場已被扭曲。公民如果無法得到必要的資訊，投票時就不能做出好的決定；如果媒體報導偏頗，大眾也得不到平衡的資訊；即使媒體做出平衡報導，公民也知道政府提供給媒體的資訊可能並不平衡。 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ith）約六十年前指出，極少市場接近經濟學家所說的「完全競爭」，所以主張「制衡的力量」十分重要。要不是有那麼多報紙和電視台代表多樣化的觀點，永遠不會有真正的媒體競爭，但是我們可以做得更好，例如，用更強大的反托拉斯法來監督媒體。這不只攸關廣告市場是否被控制，也攸關觀念市場是否被控制。我們可以特別警醒留意媒體經營者是否試圖控制報紙、電視和廣播的言論，也可以用公共力量支持有助於多元的媒體。公共財畢竟是公共財，只要確保運作良好，所有的人都將受益。確保公民得到充分的資訊，對民主政治十分重要，而這需要活躍和多元的媒體。其他國家也成功地曾

們，軍事力量有其極限；就算軍事支出等於其他各國總和的大國，也無法使人口只及其十分之一、GDP只占○．一％的國家取得真正的和平，或者被徹底征服。長久以來，美國是靠其經濟力量和民主政治的吸引力發揮影響。 但是，美國的典範正逐漸失去光采。不只因為美國的資本主義模式無法提供永續性的成長，也因為其他國家開始了解美國的大部分公民並沒有受益於經濟成長，使得這樣的模式在政治上不是很有吸引力。此外，它們也察覺到美國政治體系中的美式貪瀆，充斥著特殊利益團體的影響力。

有人說，金融業管理必須寬鬆的理由之一是，如果不這麼做，金融公司就會出走。倫敦企業面對銀行獎金課稅的提案，揚言走出國門。遇到這種情況，我

。哈佛大學教授羅德里克（Dani Rodrik）是鑽研全球化的專家，曾經指出，我們不能同時擁有民主、國民自決，以及完全自由的全球化。  國際公司經常嘗試在國際競技場中取得它們無法在國內獲得的利益。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的金融服務協定，試圖強迫金融市場自由化，要求各國政府允許外商銀行進入，並且限制各國管理的權力，原有的管理本來可以確保國家金融體系穩定，對經濟和社會實際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