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站在多元現代性與後殖民理論的反省基礎上,結合實際歷史研究的進展,倡議以交互比較與相互連結的歷史兩種研究取徑,重探現代性的發展,並企圖從台灣出發,追求超越東方╱西方、殖民╱被殖民僵固二分的知識生產模式。
現代社會前所未有地在意甚或耽溺於自我觀察與描述(Osterhammel 2014: Ch. 1)。
這種一般性說的是,在十九或二十世紀,非歐洲地區所歷經的文化變革不僅發生在同一時間點的歐洲,其激烈程度與曲折路徑唯有藉由非歐洲的案例才能獲得較為清晰、公允的論斷。
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卻改變這種狀態。轉變既與不同團體之間的鬥爭有關,也關乎原本與文化/文明無涉的社會現象,即大眾化。大眾化與文化的大眾化,提供給那些尚未得到文化能力或文化表述權利的人群特殊的契機,由此進入文化的世界。
日常生活化的價值體系
文化技藝
文化支配如何隱藏在此一趨勢下,繼續發揮社會控制的效果,則是值得深究的問題
與世代、性別、種族等其他身分一樣,階級文化雖然重要,但僅只是人群分類或社會屬性的類別之一。
大眾文化既可能侵蝕文化概念的真正內涵,也可能帶給文化一種新的轉變
正由於工業化與資本主義造成人們陷入非人的生活處境,文化概念因此重要,它能夠解除現代人所面臨的生存危機。
娜.鄂蘭—柄谷行人」命題的基本內容是:「近代民族國家的誕生,乃是對過往的各種世界帝國的否定與分裂;因為民族國家的前身 —— 絕對主義王權國家,正是以反對帝國原理而產生的政治權威;不過,在原本的『世界—帝國』的範圍內(例如在中國),回歸『世界帝國』的衝動依然存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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