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自始雖由政府主辦，但文化道統之繼承與弘揚則由民間書院自覺承擔。民間書院規模不在大、不在多，而在質素：主持者之志氣與學養、魄力與通識，能夠切中時弊，一呼百應，即使未能及時發揮其對時代的運轉能力，但卻影響歷史，成為不滅的明燈。如孔子，首開私人講學之例，點出禮樂之根，就是因為當時秩序已亂，「學校不修」（《毛詩．子衿》），有志者、有學者、有性情者、有博識者，自然奮起，擔當使命。此後薪盡火傳，屢仆屢起，終史傳之世，不絕如縷。如朱熹、陸象山、胡五峰、張栻、呂祖謙、吳澄、程端禮、湛若水、陳白沙、王陽明、顧憲成、劉宗周、張之洞、康有為、梁漱溟、馬一浮、錢穆……指不勝屈，都是中流砥柱，與文化共存亡。其人格之光輝與對歷史之貢獻，誰能否認？若無他們所作之教育事業，則禮樂早亡，國人亦死。文化之道，不在典章、不在知識，而在精神、而在生命。此義，唯東方諸聖知之，可惜晚近西學東來，席捲天下，教育改制，而書院亡矣。今之學校，徒知考試，學生以得學位為鵠的。知識販賣，不過為謀生之工具；精神墮落，竟完全沉沒於現實。長此下去，人倫必變，家庭必變，社會必變，豈不痛哉！
然而，現實中無空間，即為仁人志士之空間；一念迴轉，便可以開天闢地。此義，我在嶽麓書院演講時言之，希望能引起共應，以略盡關切之情。書中五講，及途中答學友之問，九九年率諸生作「中國書院之旅」時沿途而說，內容皆環繞書院盛衰、文化變動及個人修養，初無定稿，由李錦招等諸君筆錄整理，再經我審閱而成。故若有錯漏，責當在我。時勢已不容怠墮，世之君子，關心中國教育與中國文化者，知我罪我，其鑒諒之！